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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 现代文学的分水岭:晚清,还是五四-

来源:大众文学网   时间: 2021-04-05

  作者:温儒敏

  山东大学孔范今教授主编的《中国现代史》最近出版了,昨天为此在济南舜耕山庄召开了一个座谈会,讨论这本新出的史,同时祝贺孔范今教授执教45周年。有来自山东、北京等省市50多名学者参加会议。大家对孔范今先生这本书多有赞誉,用朱德发先生的话来说,这是一本有新意的教材型文学史。

  我在会上发言,充分肯定这本文学史的成就,认为这是孔范今教授和山大团队的一项重要成果。我认为该书有3个耀眼之处,也是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突破。一是试图把启蒙与革命两个线索的文学归之为主流文学,同时又照顾到自由主义(或新人文主义)文学、现代都市通俗文学等诸多方面。二是有意打破历来突出鲁郭茅、巴老曹等重大作家的排序方式,不再给这些作家专章论述,而让他们和另外70多位作家“平分秋色”。这确实是大胆的举动。70多位作家中,有部分是以往文学史较少论及,也评价略低的,比如孙毓棠、陈铨,等等。当然,这种“平分秋色”做法是否妥当,也还值得商榷。又比如给郭沫若的篇幅很少,甚至还比不上废名;而论及毛泽东的《讲话》时,有意将国民党政客张道藩的文章与其并置,等等,恐怕也难于被接受。三是将现代文学的“开端”提前到1898年,认为梁启超的三界革命、谴责小说以及都市通俗文学的兴起等,就已经标示着现代文学的发生。全书分四编,清末民初就专门作为一编。这就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大大提前了,非常引人瞩目。

  无独有偶,不久前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主编的《20世纪中国文学史》,也是把现代文学的起始大大提前,提到19世纪80年代末,把当时陈季同的《黄衫客传奇》(用法文写作)和韩邦庆的《癫痫病人的脑电图什么数值是正常的?海上花列传》等,作为所谓“现代性”的标志性成果。这两部文学史都力图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版图,他们并没有像某些汉学家那样,以强调晚清的现代性因素,来“弱化”甚至颠覆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界碑式地位,而是努力往前寻找并真的相信“现代性”的表现,从而打破旧说,锐意创新。

  我在充分肯定严家炎和孔范今这种“提前”的尝试的同时,又对这种突破性的写作框架表示怀疑的。我在上海《月刊》2011年11期发表文章《再谈现代文学写作的“边界”与“价值尺度”问题》,曾就严家炎先生的新版文学史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。现在读到孔范今教授的文学史,更有一番体会,觉得现代文学史写作的确面临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,需要认真探究。

  其实,关于现代文学史的“起点”问题,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许多文章再讨论,似乎没有什么相对一致的意见。我觉得这也是实践问题,与其议论不休,不如动手写去。比如你认为“起点”可以提前到晚清,你认为旧体诗也可以写进文学史,那就写出来看看。严家炎、孔范今他们就写出来了,这就是实绩。到底怎样?是否合适?大家就有了可以更具体讨论的事实,而不是空对空了。因此我觉得严、孔两种文学史所产生的“问题意识”,要比两书本身重要得多,他们强烈的创新意图和独特的写法令人耳目一新,接下来就会促使大家思考这样写是否可行。严家炎先生的文学史已经引起许多讨论,现在孔范今的文学史面世,可能会加剧这种讨论。

  我的看法是,现代文学研究“边界”的往前拓展,应当谨慎。真正意义的现代文学“起点”,或者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真正的分水岭,应当还是“五四”前后(或者是以1917年《新青年》发表胡遗传癫痫不能治好吗适、陈独秀文章为标志)。现代文学史写作可以也应当往前面追溯,寻找变革的源头,但又必须实事求是意识到,晚清的“新变”还只是“量变”,离“五四”前后的“质变”还有一个过程,“五四”作为重大历史标志的地位,是晚清“新变”所不能取代的。现代文学史可以从晚清写起,但这只是序幕,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还是“五四”前后。

  文学史写作总要抓大放小,经过筛选,纲举目张。文学史特别是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,肯定要把重点放在贡献与影响最大的作家作品上,它不能不放弃甚至过滤掉许多不那么重要的作家与文学现象。几百年后人们谈起十九、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,很多作家作品都“过滤”掉了,留下印象最突出的恐怕还是“五四”,而不会是晚清那些作家。毕竟只有“五四”这样在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方面都有惊天动地影响的大事件,以及《狂人日记》《女神》这样一些标志性作品,才公认为“里程碑”,而新文学的真正发生也还是在“五四”前后。过去很多现代文学史把“发端”放在“五四”之前两年――1917年初,就是陈独秀、胡适在《新青年》正式发动“文学革命”那时,这是有充分的根据的。总之,从哪里写起,和以哪里作为“发端”,并不全是一回事。我主张可以从晚清写起,那是作为序幕,现代文学的“发端”还是1917年初,或者说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全面启动之时。

  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文学以“五四”为起点,是受制于毛泽东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关于新旧民主革命论断的影响,因而是政治性划界。这种看法恐怕牵强。毛泽东的观点肯定对现代文学研究有很大影响,比如注重以革命性质来比照文学性质,等等。但不能说以五四为新文学发端,是源于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癫痫可以治好吗。大家都熟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编写出版于1935年,参与编写的有胡适、鲁迅、茅盾、周作人、郁达夫等人,该书第一次系统总结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,非常明晰地把1917-1927当作“新文学第一个十年”,起点就在1917年。总不能说这也是受到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的影响吧。有些海外些汉学家特别强调“没有晚清,何来五四”,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论,确实如此。但他们刻意凸显晚清的“现代性”,认为这是受到“压抑”的,何来“压抑”?就是“五四”,是政治性的划界。因此他们的反“压抑”意在颠覆或弱化“五四”的地位。这些年很多朋友都似乎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。

  严家炎、孔范今两种文学史的实践,已经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:如果“前移”不满足于版图扩张,也不存心“降解”五四,如果“前移”带来的是文学史观的适当调整而不是刻意颠覆,这种研究就可能比较为大家所接受。无论“起点”前移还是后挪,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能较好解释这种拓展的相对统一的视点,而不只是“圈地”和拼凑。新的对象纳入之后应当能调整、丰富原有视野,使之对新、旧对象均产生新的理解。

  现在文学史写作很注意“统合”各种不同文学价值追求的潮流与现象,比如旧体诗、鸳鸯蝴蝶派等全都可以进入,那么支持“统合”纯文学与通俗文学这种工作的,到底有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价值评判框架?以原有的纯文学标准要求通俗文学,这种习惯可能就行不通了,方法上散点透视式的多元拼合,也可能碰到混乱的状况,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做到,在某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下对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做出选择评判?

  无可否认,在现代文学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,始终存在多层郑州治疗癫痫病哪个医院好次的价值观、世界观的差异与冲突。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交锋的现象中,也不难看到这种矛盾冲突。有差异与冲突,这是基本的事实,也是文学史推进的动力。把文学史写成思想斗争史是太过份了,但文学史写作也不必去淡化、回避差异与冲突,因为那样反而可能丧失把握历史的丰富性。

  这些年常见有学者提出文学史写作中的“多元共生”,人们格外看重历史发展多方面构成的“合力”,这体现一种在苛严时代过去之后的比较宽容的态度。但“多元共生”如何在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中体现,仍然是有相当难度的。难就难在把不同价值观、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创作汇集到一起时,需要首先考虑到在哪一个价值层面上去统合,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形态去处理这种“汇集”。如果弄不好,可能就是面对诸多矛盾的一种拼凑与调和。说到底,现今非常要紧而又缺少的还是相对认可的价值评价标准问题。只有自己相信并确立了某种价值评价标准,“多元共生”才不流于相对主义,批判精神才不堕落为虚无。这其实也牵涉到现代文学学科“安身立命”的问题。在严家炎和孔范今先生这两部文学史中,我们多少都看到了要“多元共生”又不流于相对主义的“挣扎”,这本身就别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学术价值。

  作为集体写作的文学史,孔范今主编的这本教材既发挥各位参编者的作用(有些章节是吸收近年成果,有新意的),又比较统一和均衡。这是近年来出现的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一部现代文学史,也是山东大学一项重大的成果。可贺可喜。至于我读过孔老师的文学史后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,一些想法,也可以看做是受到这本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启发才提出的,目的还是向孔范今(还有严家炎)先生求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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